我在瀝川的屋里足足坐了兩個半小時,給他詳細解釋謝靈運的每首詩。開始,我還以為是工作需要,漸漸地有些懷疑他不過是拿我消遣。最后,我又困又,當著他的面打起了呵欠。
他一直不停地用鉛筆在我的譯稿上做記號,很抬頭。聽見我打呵欠,終于問了一句:“怎麼,昨晚沒睡覺?”
“睡了。”我這樣的天才,用得著拼命求上進嗎?用得著為工作熬通宵嗎?
他又問:“那你,吃過午飯了嗎?”——我進來的時候,已經是下午一點了。
“……還沒。”我實在得不行了。
“今天就工作到這里。”他收起筆,站起來,走到門口替我開門。
我跑到門外的小吃店,胡地吃了個蔥油餅,然后回房洗了個澡,倒頭就睡。一覺睡到第二天下午,沒人找我。
我起來出門散步,在走廊上遇到了制圖部的小丁,其實也不怎麼認識,便約著一起到餐廳吃飯。吃完飯我問他:“小丁,我很去制圖部里玩,不好意思,你丁什麼?”
“丁春秋。”
他說完,研究我的表:“你是不是覺得這個名字有些古怪?”
“丁春秋,好的名字呀!《左傳》不是就《左氏春秋》嗎?”
“你不看金庸?”
“不看。”
他和我握手:“安妮,你是我見過的唯一的一個不被武俠小說腐蝕的孩。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。”
我捂笑。原來,是怕人家說他是“星宿老怪”。
“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?”我的眼越過他的子,掃了一眼餐廳,看不見幾個CGP的人,也不見瀝川。
“大多數人都在自己的房間里工作,幾位老總跟著瀝川先生去了現場。我們很張啊,截止期很快就到了。現在是把兩個月前的工作全部推倒重來一遍,卻必須在十天之完,還要奪標,大家都忙瘋了。”
我發現CGP的人喜歡稱瀝川為瀝川先生,而不是王先生。因為公司里有五個人姓王。不過,說實話,我沒覺得瀝川很忙。都是什麼時候了,他還在研究謝靈運。
“那麼,到現在為止,方案可有眉目?”
“瀝川先生要畫的圖已經出來了好幾張,重要景觀的效果圖、主要視點視圖的手繪稿已經出來了一些。通和景觀的分析圖由江總和張總來做。總平面圖、鳥瞰圖、空間豎向設計、空間構剖面圖這幾樣還沒出來。最后他還要寫文字案:創意說明、功能說明、經濟指標說明等等。我們這些人要做的不過是些后期渲染工作。”他頓了頓,又說,“不過,這事兒真說到救場,也只能找瀝川。他是出名的快手,從不拖延時間,還經常提前完設計。有他在,我們的心放下了一半——只看他不得了這麼繁重的工作。”
我臉上的笑容僵住了:“?他看上去好的啊。”
“聽說是雪了傷,加上他嚴重貧,本來就難得好。江總打電話去請他的時候,他還住在醫院里。這兩天一忙好像又加重了。本來他說,設計完之后要和大家一起做建筑模型,現在江總說什麼也不敢讓他干了。”
“為什麼?”
“做模型要用裁紙刀,萬一他不小心劃傷自己,止不住,就麻煩了。”
我從沒聽說瀝川貧。我和他相的那段時間,他就只生過兩次病。一次是肺炎,住院了,不過聽他的口氣,是醫生小題大做。一次是發燒,吃了幾顆銀翹片,還是我他的。他平日看上去力充沛、臉不算紅潤也絕不蒼白,沒有半點貧的樣子。
我還想繼續詢問,小丁卻在看表:“不能和你聊了,我得忙我的去了。”
我回到房間,繼續躺在床上,心頭涌起一陣莫名的焦慮。接著,我的手機響了,一看號碼,是張總。
“安妮,你還在賓館嗎?”
“在。”
“能去機場接兩個人嗎?外國人。”
“能。”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顯得很踴躍。我是這里唯一的翻譯,又是最閑的,我不去誰去。
“是這樣,來的人是王先生的哥哥王霽川和一位法國設計師,名字René。王先生本來打算親自去接機的,可我們現在還在現場勘測,趕不回來,所以麻煩你去接一下。房間我們已經安排好了。”
“航班號和到港時間是——”
“王先生說,他把班次和時間打印在一張紙上,就在他的辦公桌上,走的時候忘記拿了。只記得好像是六、七點鐘到溫州。我剛給保安打了電話。你可以到服務臺去領一把備用房卡,把那張紙拿出來看清楚,再去接人。”
我一看手表,五點四十。時間迫。我關掉手機,到服務臺拿房卡,打開瀝川的房門,找到那張紙,回屋匆匆忙忙地換了套像樣的服,化了妝,拿了我的手袋,就打出租車去了機場。
冬季的溫州,天黑得很早。
機場十分忙碌。
我在巨大的電子公告欄里找到了接機的航班號,發現因為天氣原因,飛機在北京推遲起飛。所以我至要在這里等兩個小時。
我買了一本雜志,找了一個咖啡館坐下來,打發時間。
等了一個小時,我又去看告示牌,飛機還沒起飛,不過,預計起飛時間變了十點,意味著十二點才到溫州。我有些后悔出來的時候沒帶電腦。里面有不電子書,這麼長的時間怎麼打發?
煙癮發作了,我到商店買了一包煙,跑到大門外的一棵樹下了一支。再回來,又買了一本雜志,一邊看一邊等。
九點鐘的時候,我跑到門外第二支煙,手機忽然響了。一個陌生的號碼。
“喂?”
“安妮。”
聽見這個聲音,我的心開始砰砰跳。
“……王總?”
“飛機晚點了?”
“嗯。”
“預計什麼時候到港?”
“十二點。”
“不用等了,先回來吧。”
“不回來,這是張總給我的任務。”
“我是張總的上司。”
“如果我回來,客人到了誰接?”
“不用接,可以坐機場士。”
“機場士?王總,我們中華民族是友好熱的民族,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,我不能讓蒞臨CGP檢查工作的外國專家此冷遇。我,謝安妮,要把公司領導給我的任務執行到底。”我公事公辦地答道。
電話那一端,沉默。過了一會兒,他說:“你在哪里?”
“候機廳的咖啡館。”
“為什麼我沒看見你?”
“……我在洗手間。”
“把煙掐了,過來見我!”
瀝川的聲音,無論說什麼話都好聽,嗯,這麼兇的口氣,真是見。
為了防止他聞到煙味,我在上噴了濃濃的香水。瀝川坐在椅上。瘦削的臉,純黑的西服,淺藍的襯,條紋領帶。咖啡館里所有的人,無論老,都在地看他。
瀝川不喜歡椅,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絕不會用,我從沒在任何公共場合見過瀝川坐椅。
我“Hi”了一聲,走到他面前的沙發上,坐了下來。
他的面前有一杯檸檬茶。顯然是我的香水嗆著他了,他背過去,輕輕咳嗽,然后說了一聲“Excuse me”。
我在心中暗笑。瀝川還是老病,無論是咳嗽、打噴嚏或借道,都會說“Excuse me”。有時候他去提款機提款,點錯了一個鍵,都會對著機說“sorry”。
“想喝點什麼?”他問。
“咖啡。”
“兩份兩份糖?”
六年前,我喜歡的咖啡帶著濃重的香,很甜,很膩。
“黑咖啡,無糖。”
“Irish cream(譯:爾蘭油) or Noisette(譯:榛子味)?”這是瀝川和我在一起時,我最喜歡喝的兩種味道。瀝川不說“hazelnut”,非要用法語“Noisette”。
“Columbian,please(譯:請給我哥倫比亞咖啡).”我現在改喝味道最濃,最本的那種。
真是樣樣都變了。
他轉椅,去買咖啡。付了錢,請服務小姐給我端過來。
我沒戴眼鏡。瞪大眼睛看著他。他的臉離我很近,反正也看不清,我毫無顧忌地凝視著他,好像他是外星人。
“So,”他說,“你很近視?”
“有一點,不嚴重。”
“好久不見,小秋,”他說,聲音是虛幻的,“你好嗎?”
“好。你呢?”
“也好。”
“難得來中國,沒順便帶夫人一起過來?”我問。
“一向單。”他看著我的臉,“你呢?”
“個人私,無可奉告。”
屏蔽。
顯然被我這句話打擊了。接下來,他一不地坐在那里,一言不發。
我也一言不發。
他不開口,我也不開口,就這麼僵著。
整整一個小時,我們好像兩個陌生人,各喝各的飲料,誰也不說話。
終于,我先開了口:“瀝川,你為什麼要回來?”
他怔了怔,想不到我會有此一問。過了好久才說:“公干。”
“那你,什麼時候離開北京?”
他又想了好久,敷衍:“公干結束。”
他的樣子很不自在,握著茶杯的那只手幾乎要把茶杯擰破。而且,臉崩得的,很局促,很張。我覺得,看他的樣子,若再問幾個他答不上來的問題,他就會立時昏倒在我面前。
也罷,不為難他了。我笑了笑,繼續說:“那麼,請問,公干期間,你和我是什麼關系?”
朋友?人?同事?上、下級?總之,肯定不是人。
“我們之間,是工作關系。”
我深吸一口氣。工作關系。
就在這時,我的手機響了。我心煩意不想接,直接打開掛掉。
過了半分鐘,手機又響了。
我只好打開:“喂?”
“我是蕭觀。”
“蕭總?”
“今天我去了CGP,艾瑪說你去溫州了?”
“是啊。”
“有個拍賣行要出一本手冊,偏巧心如病了,活我已經接下來了。能不能幫個忙?我出雙倍譯酬。”
“什麼時候要?”我掏出我的記事本,看時間。
“月底行嗎?”他說,“你先辦完溫州的事。”
“多頁?”
“五十頁。”
“很多古文?”
“全是。”
“好吧。”
“謝謝。”
我打算收線,不料他又說,“安妮,上次是我唐突了。請你不要介意。我和艾瑪以前有很深的過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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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介意。”
“什麼時候回北京?”
“十天之后吧。不確定。”
“記得事先通知我,我去機場接你,順便請你吃飯。算是謝罪。”
“不用不用,你太客氣了。”
“安妮,你以前可曾被男人追過?”
我一愣,說:“不曾。”——我在想,我和瀝川,究竟是我追他,還是他追我?想不明白。開始的時候,肯定是我先追的,是我先請他看電影嘛。這麼說來還真是始終棄,我還對他怨而不怒。
“你先試試我,就當熱吧。”
我沒來得及回答,電話掛了。
我端起咖啡,喝了一口,看見自己的手指在不停地發抖,決定出去煙。
“我出去一下。”
“出去干什麼?”
“不關你的事。”
我真的很看不起自己,看不起自己過了這麼多年還放不下,看不起自己沉不住氣地要生氣。
我快步走到門外,找到一個僻靜之,一接著一地煙。外面很冷,我雖然穿著大,手還是凍得冰涼。但我不愿意回到咖啡館,不愿意見那個坐在椅上的人。寧愿待在自己制造的一團烏煙瘴氣之中。我在外面站了足有一個小時,直到完最后一煙,才回到候機廳。我去洗手間洗了個臉,過鏡子,我看見自己的容貌在口紅、面霜、和眼影的遮掩下沒什麼變化。只是我煙那會兒,曾不爭氣地流了幾滴眼淚,那睫膏說是防水,也沒防好,給我一,油彩溢了出來,待要我拿紙巾來拭,它又防水了,怎麼也不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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